上海姆妈与缝纫机一道走过的日子

母亲与缝纫机结缘，已经超过六十五年的历史。
　　在缝纫机还是家庭的奢侈品，或还是一代人结婚时必备的“四大件”之一、新房中缺了它会是一种遗憾的年代，我们家却早就有了缝纫机，它不是母亲的嫁妆，而是陪伴她大半辈子的“吃饭家什”。
　　母亲幼年丧父，十多岁时便在无锡亲戚家开的锡箔厂帮工。解放初，锡箔厂作为迷信产业被关闭后，年轻的母亲立志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，便四处求师学技，还交过三斗米的学费，到培训学校学过三个星期的缝纫绣花技艺。为了学手艺，她曾每月花五元钱租来一台缝纫机，试着做一些简单的缝纫活。技艺稍娴熟以后，又自己跑服装店，绣花厂接加工活，好歹总算能够养活自己。不久，在亲戚的帮助下，母亲借贷130多元钱，买了一台“蝴蝶牌”缝纫机，拥有了自己的“生产工具”和“巨额资产”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母亲结婚后来到上海，就是靠着这台缝纫机，帮人缝纫赚些小钱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。1958年以后，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街道居委大办“生产组”，动员母亲带着缝纫机加入了“缝纫组”，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。
　　当时的“生产组”，属于小集体所有制性质，必须自负盈亏，工资福利非常差，工资按天计算，上一天班可以拿八角钱工资，做一天算一天，没有休息天，没有“劳保”，没有病事假，也没有产假、哺乳假、探亲假和其他福利。即便如此，母亲她们也干得很欢，从不肯休息一天，而每年春节前夕，做新衣服的人多，活来不及做，每天吃过晚饭，母亲还要到组里去，在缝纫机上加几个小时的班，赶一两件活。
　　在计划经济年代，上海人每年会发一丈两尺布票，凭票可以到绸布商店买布料做新衣服。当时虽然也有服装店，但价格较贵，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去买现成衣服穿的，都是买布找人缝制，因此，母亲所在的缝纫组，生意一直很好。
　　儿时的记忆里，母亲除了忙家务，其余时间都是与缝纫机为伴。在经济不宽裕、物质很匮乏的年代，我们全家人一年四季的内外衣服，全是母亲自己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小时候我们兄妹的穿着，总比同龄人光鲜时尚一些，从幼年的娃娃衫、小童装，到读书时的白衬衫、蓝裤子、学生装、花罩衫，从“文革”初期的仿军装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山装等，社会上的流行款式，总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。由于母亲自己会裁会做，她会经常抽空到布店淘便宜的“零头布”，买合算的“宽幅料”，套裁拼接做出的衣服裤子，既省钞票又省布票，还很得体时尚。因此，我们家人的衣裤也比别人家多一些。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结婚流行新娘穿中式滚边盘扣织锦缎棉袄，母亲也是不顾自己已经年过半百的年纪，亲手为我妻子和两个妹妹做了好几件这样的嫁衣。其实，受惠于母亲缝纫活的不仅仅是我们家人，伯伯孃孃、舅舅阿姨等亲戚家的大人小孩，亦或邻居、朋友，甚至我们的同学同事、孙辈们的老师等，都曾“借过”母亲的光，穿过母亲做的衣裳。时至今日，不少亲戚邻居朋友提起过去的事情，还会感激母亲当年“帮我们做过新衣裳”。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母亲退休了，跟随她三十年的缝纫机也一起回了家。但是，母亲退而不休，找她做衣服的“老生意”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，一段时间忙的她“生活”还来不及做。好在当时已经改革开放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相对宽松，已没人指责这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也没人来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”了。直到我儿子出生，母亲才坚决回绝了这些老顾客，专心致志地带孙子了。
　　然而，不接外面的“生意”，并不意味着母亲与缝纫机的告别。稍有闲暇，她还是喜欢坐在缝纫机前“捣鼓”，孙子外孙从小到大的各式衣衫，全家老小的睡衣内裤，以及家中所有的缝缝补补，还是由她一手包了。
　　母亲对她的缝纫机非常爱惜，除了使用，她还经常对机身进行拆卸、擦洗、加油、保养，用了三四十年的缝纫机，用起来仍是那样的轻盈好使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老屋动迁，在外过渡期间，我们动员她把这台用了四十多年的缝纫机处理了，她“肉痛”了好多天。直到搬入新居，妹妹把自己的陪嫁缝纫机给了她，才慢慢让她有所释怀。
近年来，母亲年纪渐渐大了，眼睛花了，做缝纫活也有点“木”了，我们都劝她不要再做了，可她却乐此不疲，时不时地拎出“机头”，或纫几双鞋垫，或做几条内裤……
　　去年我儿子准备结婚，在装修布置新房时，她还硬是提出要帮着做台布椅套等，在我们的合力反对下，她还是做了两个空调机套子，还找出多年不用的“帮架”，在机套上绣了幅“鸳鸯戏水图”。
　　如今，母亲已经是我们家的又一个“85后”了，耄耋之年的她仍不时喜欢坐在伴随她大半辈子的缝纫机前忙碌。她说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“解解厌气”。我们呢，也不再劝她，只要她开心，就让她忙吧！ bet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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